一
1991年11月19日,孙立人将军在台中市去世,出殡队伍长达一公里,与蒋氏父子去世时的送葬队伍不相上下。其实,孙立人并不是因美国企图以他来取代蒋介石而遭囚禁才引起人们关注的。早在1942年,他率不足一团之众,在缅甸取得仁安羌大捷,营救出被围困的英军7000余人和500多名战俘(一半以上是英国人)时就己震惊世界,被誉为“东方隆美尔”。当时孙立人的新38师英勇善战,打出了赫赫威名,令日军胆战心惊。被救的英军官兵个个热泪盈眶,向中国官兵竖起大姆指,高呼:“中国万岁!”“中国军队万岁!”“仁安羌大捷”是第一次缅甸战役中盟军公认的唯一胜利。
1942年5月3日,英军的亚历山大和史利姆两位将军,均以私人名义派员给孙立人送来“感谢信”。亚历山大是第一次缅甸战役时的英缅军总司令,战后曾出任英国国防大臣。他对孙立人舍生忘死在仁安羌营救英军第1师深怀感激之情,并告知英国女王给孙立人颁发“帝国司令”勋章。收到他们的来信,孙立人当场向全体官兵宣读,而后慷慨激昂地说:“勋章的授予,是全体官兵的光荣,尤其是死伤的同胞以血肉之躯换来的光荣!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中国军官第一次以战功获得外国勋章,更在于它表现了中国和盟军第一次并肩作战所付出的血汗和舍己救人、不背盟信的中国精神,这一精神己得到了公平的评价!”当时驻印英军方面代表女王向孙立人将军颁发“大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该勋章是英国级别很高的荣誉,受勋者都要加封爵士爵位。
自视甚高的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经常与孙立人用英语交谈,有时谈得非常投机,亲密得情同手足,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动干戈。史迪威为人耿直,富有战略眼光,对孙立人非常赏识,能推心置腹地与之交谈,还能接受他的作战方案。
由于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其大多数将领普遍受到西方各国的歧视。在第2次缅甸战役中,孙立人率领训练有素的新38师和以后的新1军,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北缅,与日军5个精锐师团连续作战17个月,以少胜多,所向披靡,与孙立人指挥的部队相比,印缅战区其他盟军部队不免相形见细。孙立人入缅作战后所创造的军事奇迹,使他备受各国军政领导人的关注和尊重,也引起不少西方人的好奇。
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孙立人将军颁发丰功勋章的颂词中曾这样称赞他:“中国孙立人中将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辛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之指挥歼灭强敌,解除英军第1师之围,使其免被歼灭。后复掩护盟军撤退,于千苦万难中,从容殿后,转战经月,至印度后犹军容整肃,不减锐气,尤为难能可贵。其智勇兼备,将略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
二战期间欧洲战区盟军最高统帅、战后曾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对孙立人颇为敬佩。1945年3月底,他电邀孙立人赴欧洲考察,希望结识孙立人这位传奇式的中国将军。5月23日,孙立人一行抵达巴黎。艾森豪威尔因在德国受降,不能亲自来机场迎接孙立人将军,便特派官员在机场迎接他。在机场等候的是艾森豪威尔的那辆房式座车,车上有金属镶嵌的英国勋爵纹章和元帅的标记,以往这辆豪华座车只有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法国戴高乐将军这样的贵宾才有资格乘坐。
二战期间的风云人物、四星上将巴顿将军,他与苏联的朱可夫元帅、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并称为“盟军三骁将”,曾指挥过收复北非、西西里登陆、莱茵河进军等许多重大战役,被德军称为“瘟神”。巴顿和孙立人是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校友,一听说孙立人要拜访他的司令部,立刻表现出一种少有的热情,并派一个摩托车小队,在离司令部还有20英里远的一个路口恭候他。临别时,巴顿将军将他所得到的战利品——一枚德国十字勋章和手枪赠与孙立人。这对于指挥过百万大军驰骋疆场且性情高傲的巴顿将军来说,是极为少见的。
6月17日,孙立人应邀到英国访问。在英国陆军部,英国女王授予孙立人第2枚“大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以答谢新38师114团在缅甸孟拱郊区援救英印军第3师77旅的友情,表彰孙立人将军在北缅横扫日军5个师团的卓越功勋。
6月23日,孙立人又应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邀请赴美访问。
二
然而,孙立人的欧美之行,在蒋介石看来是“大逆不道”,因而引起蒋介石的猜忌,为他以后的仕途埋下了祸根。
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兵败大陆之际,曾打算“弃蒋保台”,由孙立人主政台湾,盟军远东统帅麦克阿瑟亲自游说孙立人,“有意要请阁下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据美国己解密的档案,对于美国的游说,孙立人至少有3次断然予以拒绝。美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但初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笼络美国,重登“总统”宝座,尚需得到孙立人的拥戴,所以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随着蒋介石地位的巩固,遂罢免了孙立人的兵权,并在1954年炮制了震惊岛内外的“孙立人兵变冤案”,将孙立人囚禁了33年。
早年孙立人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度大学工程系读书,获工程学士学位。毕业后,转入弗吉尼亚军校。与五星上将马歇尔将军等很多美国名将是同学。1928年孙立人从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后,回到南京从戎。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任命以留学于美国西点军校、曾在史迪威指挥下参加过印度、缅甸诸战役并颇获好评的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
1955年5月25日,台湾陆军少校郭廷亮被捕。经审讯,他承认,时任“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指使他在军中联络了大批军官,并派人侦察台北阳明山西子湾、“总统”官邸等敏感地区的地形,企图以武力实行“兵谏”。
6月6日,蒋介石在孙立人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机场阅兵。阅兵后,流言四起,说有人企图在现场发难,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以排除腐败,巩固台湾。
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以陈诚为首的“九人小组”调查孙立人。同时,为了向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显示公正,又下令成立监察院“五人小组”进行调查。1955年10月31日,台湾“陆海军军事法庭”对孙立人作出判决。从此,孙立人被软禁达33年之久。这就是国民党退台初期轰动一时的“孙立人案”。
岁月如梭,转眼到了1988年。3月20日,台湾“国防部长”郑为元来到台中市孙立人家中,告诉他,此后,他享有充分的自由了。而此时他己快90高龄了。
三
早在1948年底,面对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它开始积极寻找可能的替代人选,并对被麦克阿瑟誉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台湾倾注了更多的精力。
194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莫成德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报告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力强、做事脚踏实地的人,不必听命蒋介石,亦毋须服从李宗仁联合政府,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立人的经验也许不足,但其他条件却甚合适。”艾奇逊当即指示,可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量,如司徒也同意,则伺机向李宗仁提出以孙立人代替陈诚。
1949年5月,莫成德回国,向艾奇逊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由孙主持台湾政局,以此作为向台湾提供援助的条件。
1949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凯南向国务院和“国安会”提出处理台湾问题报告书。其中就有“邀请孙立人将军加入占领军的新政权,如孙愿意接受,则美国分化国民政府驻台军队的合作,即告成功”;“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意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难民之身份相待”。
在制定此计划的同时,美中央情报局拟定了刺杀亚洲一些政治领袖的计划。据当时任职中央情报局的上校帕什表示,中国人有二人入选黑名单:一是周恩来,一是蒋介石,后因担心过分刺激盟国,改成以“西方公司”的名义,协助逃入中缅边境的李弥残部骚扰大陆。
当时,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腊斯克,此人与艾奇逊一样,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堕落、丧失民心深恶痛绝,一直积极推动倒蒋运动。这年秋,他派莫瑞尔找到孙立人,莫以印缅战场战友的身份探孙立人的底,孙见到他时,大发牢骚,但未正面回答莫的提问。
1949年12月,美国驻台“大使馆”代办斯特朗和前美国驻台北领事克伦兹抵台,与孙接触,他们向孙立人明确表示:如果孙愿意控制“国民政府”,美国将予以全力支持,遭孙婉拒。
1950年1月3日,美参议员弗格森询问台“驻美大使”顾维钧:孙立人是否己和麦克阿瑟见面?顾大吃一惊:想不到孙竞然瞒着蒋介石与美国政客交往。
2月21日,麦克阿瑟竞然不与蒋打招呼,直接派专机去台接孙,孙为了表示“无他”,请求陈诚核准。孙到东京会晤麦克阿瑟时,麦克希望他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并表示将尽力提供军援。孙返台后,又请陈诚转告他在东京的情形。孙自以为这样“透明”,可免遭蒋、陈的怀疑。实际上,不去东京才是最好的选择,这是他临死前的醒悟,然而却未免太晚。
据档案显示,1950年2月,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曾劝蒋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孙立人。据说,当年3月,孙出任“陆军总司令”,4月,出任“台湾防卫总司令”,均是柯克建言的结果。其后,鉴于蒋介石并未将“充分的权力”赋予孙立人,他对台湾能否经得住解放军的攻击大感怀疑,所以,越来越倾向于国务院的“扶孙倒蒋”政策,结果被艾奇逊选为密使。
柯克尚未去台湾,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孙立人主动将一封密函送交柯克!信中,他表示愿意合作,但要求得到美国支持,至少是默许;并表示,一旦掌权,将制止腐败,并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更具弹性(即不强求反攻大陆)。
获此消息,艾奇逊等紧锣密鼓地部署政变前的准备工作。6月23日,腊斯克与胡适在纽约布拉萨大酒店会晤,并正式要求胡适出面领导反共亲美的自由派内阁以取代蒋,胡表示毫无兴趣,还指责美国在盟友遭难的时候落井下石。不过,他认认为蒋不宜再做“总统”。第二天!他在宋子文在场的情况下,向顾维钧报告了此事。胡适再次表示了他对政治只愿批评,不愿参与的微妙态度。
据档案显示,美国务院拟定的政变日期是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并决定:在政变之前,蒋介石“必须被解除权力”。然而,25日晨,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了。美国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了朝鲜,蒋介石就这样赢得了喘息之机。此后,孙立人被蒋经国主导的政工特务盯上了,孙的一举一动尽在其监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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